教授:北京60%的白领进入红灯警戒期,有加班和死亡的迹象。

发布日期:2019-03-04

    加班是中国人的命运吗?今天是休息日。你加班吗?对许多人来说,在工作日和节假日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除了吃饭和睡觉,还有工作和工作。有时甚至吃饭睡觉,像打仗,都很匆忙。据武汉科技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志勇及其研究小组今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工作场所行为和疲劳的调查报告,超过80%的工人处于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和体力压力之下,并且工作过度。日本有一本关于过度工作的经典著作《过度工作的时代》,分析了日本过度工作的原因及对策。这本书的中文版将于明年一月出版。根据这本书,全球化导致了日益激烈的竞争,信息与通信革命,消费社会的成熟,就业和劳动限制的放松,导致了非正式雇员的增加,新的自由主义思想导致了日本严重的过度工作问题。此外,作者还指出,加班现象有向全球蔓延的趋势。然而,我国加班问题只是在媒体上零星报道,没有引起系统的关注和研究。为此,《北京新闻》采访了中国中产阶级劳动协会会长杨鹤庆教授。他是中国最早研究加班问题的学者之一,共同探讨了加班问题的根源和对策。他指出,有限的加班是当今中国人民的命运。如果欧洲人加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人加班,他们必须仔细解释相关政策,如加班津贴和停工,以便他们能够加班;如果中国人加班,加班津贴将毫无意义。“这是互联网上非常流行的加班部分。在中国,不仅企业管理、白领工人和底层蓝领工人经常加班,而且在许多人的眼中是悠闲的公务员。而且,许多企业不能保证加班费。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2014年的数据,中国90%的产业每周有40多个工时,住宿和餐饮业每周51.4个工时位居第一,而建筑、住宅、维修等服务业位居第二,位居第四,且以上行业均表现突出。规定了《劳动法》规定的“特殊行业”的49小时工作期限。根据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鹤庆在2015年进行的全国抽样调查,2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下,27.7%的人每周工作41-48小时,26.5%的人每周工作49-59小时,18.8%的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加班的前三大原因是“员工不足,工作量大”(30.7%),“工作内容和目标的变化”(17.6%)和“提交任务的期限短”(16.3%)。当被问及加班费时,56.5%的受访者认为公司没有支付补贴,24.5%的人认为公司只支付部分补贴,只有15.5%的人全额支付。根据日本预防过度工作死亡协会的标准,杨鹤庆的研究小组对北京的白领进行了预警分析。结果发现,61.6%的人已进入“红灯警戒期”,即有超负荷死亡的征兆,26.7%的人处于“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出现超负荷死亡。形势严峻。加班现象在中国很普遍,但学术界对此关注甚少。在中国,加班也很严重,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很少讨论。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像日本一样在中国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杨鹤庆:日本舆论比中国更关注加班问题。这是因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过度工作问题就非常严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工作时间最长。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与工人们的不遗余力有关。但是过度工作也危及生命和家庭幸福。于是,一批加班的学者、律师、死者家属成立了一些组织,呼吁社会防止因加班致人死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相比之下,中国很晚才开始关注加班。当然,近年来,我国媒体报道越来越多。作者:加班时代:翻译:米艳君:新星出版社,新经典,烟波新书选,2019年1月,北京新闻: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加班问题的?中国加班研究的进展如何?杨鹤庆:2007年,因为有机会,我开始关注加班问题。我在飞机上看到新闻:2006年,韩国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有60万人死于超负荷工作,这被《环球时报》转载。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思维方式是批判的。韩国人怎么知道每年有60万人死于加班?因为劳动经济学和劳动关系是我的研究领域,我从来没听说过中国有学者或机构与韩国合作研究中国的过度劳动和死亡问题,也没有听说过一些中国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并告诉过韩国人民。客观地讲,我国每年都有很多人死于超负荷工作,但当时国内对超负荷死亡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韩国人独自研究中国不好。由于中国没有法律依据和标准,韩国人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过劳死?中韩两国的国情不同,使用韩语标准显然是不可行的。从这两点来看,我认为这份报告是有问题的。所以在2007年,我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来研究加班。我们发现,在2007年之前,媒体上只有零星报道过劳死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抱怨工作中的疲劳。但是只有少数的中国学者偶尔翻译过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只有不到十个人讨论过加班问题,许多人发表了一篇论文。所以我要学习发声。后来我采访了媒体。因为媒体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问题。2012年,为了让研究加班问题的学者们更好地交流,我成立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该中心每年都以研讨会的形式推动这项研究。我们也经常被日本和韩国邀请参加研讨会。我们的研究与他们的相去甚远。因为我们的研究还很初级,已经渗透到各个学科。加班是许多日本学者终生研究的课题,而不仅仅是翻译几篇文章和说几句话。北京新闻:为什么中国这么晚才注意加班?杨鹤庆:改革开放后,我们关注的主流是如何发展,比如经济增长、就业、工资和效率。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强调这些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加班是工作时间和强度的问题,应该推迟。现在,人们普遍更加关注民生。它还包括健康问题。因此,人们普遍关注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工作场所的环境和文化也与我们的健康有关。现在你开始谈这个。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将逐渐转向研究超负荷的“非主流”问题。北京新闻:正如你之前提到的,在中国衡量和定义加班的标准需要本地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本地化呢?在学术上有什么标准可以出来吗?杨鹤庆: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制定这个标准,最终进入立法阶段。这是我们长期的愿景,远未实现。我们之前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包括超负荷工作的现状、群体、程度、原因和后果。我认为,根据现行法律,如果我们要增加防止超负荷工作的规定,至少需要10年时间。日本的标准已经确立。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做出决定:日本每年出版一份关于加班的白皮书。此外,在医学中,他们鉴别过度工作致死的标准是合理的。因此,如果有人在工作过度后突然死亡,他们可以诉诸法律。他们还解决了确定加班和抑郁的标准。因为抑郁症有很多原因,所以需要医学研究。此外,他们还解决了判断工作过度和自杀的标准。但在中国,许多领域的学者并没有将自己的学术资源放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直接照搬日本的标准。《新北京日报》:但在你的印象中,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停滞之后,年轻的日本人似乎受到“小运气”、“御宅族”和“吝啬的老人”的欢迎,觉得他们不再把努力工作当作一种追求。但在《加班时代》一书中,日本的年轻人经常加班,很多人会主动加班。你认为这两种现象有冲突吗?杨鹤庆:这些年轻人是新一代。有些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代人和他们的父母真的很不一样。但是目前,年轻人在工作场所的比例相对较低。工作场所的支柱仍然是70后和60后,甚至许多50后,因为日本的退休年龄相对较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50年代后仍处于领导地位,而更多的人在60年代后处于骨干地位。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日本人所说的“加班”更多地是关于这群人的。村上春树的“小幸运”一词更多地指90后,当然也包括一些80后。因此,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小财富”。年轻人有自己的标签,但总的来说他们仍然工作过度。过度工作在日本社会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有限的加班是我们今天在中国的命运。杨鹤庆:因为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劳动力供应短缺,就像日本的情况一样。有菲律宾人,韩国人和中国人去日本工作,和日本竞争。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降。此时,劳动力的供应甚至会超过需求,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加班呢?这与工作场所文化和社会文化有很大关系。很少有北欧国家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很早就转向福利国家。他们平衡了生活和工作。他们没有说我一生都在为事业而奋斗。他们喜欢享受生活。但是在中国,人们正在追求他们的事业。他们大多数人还想爬上去。在一线城市很难立足。此外,像日本人一样,他们做事很出色,这将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虽然投资成本很高,但在高端市场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所以,它也与市场有关,尽管背后的文化原因。太复杂了。北京新闻:你认为主动加班和被动加班有什么区别?杨鹤庆:这也是积极加班背后的压力。为了让领导喜欢你的企业,你必须不断做出牺牲。文化产业,如大学和媒体,可能会主动加班。因为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包括社会声望、地位和收入。他们有这样的条件去认识自己。另一种人是被动加班。尤其是底层蓝领工人。当订单来的时候,工人们负担不起。如果你不服从,公司可能会解雇你,并更换太多的人。但是守法的企业应该加班。北京新闻:有没有办法增加雇主选择加班的成本?杨鹤庆:这不仅是一个商业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雇主不仅损害雇员的健康,而且损害公民的健康。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并且至少让每个人都有这种意识。北京新闻:所以我们需要利用法律和公众的压力来增加加班成本?杨鹤庆:是的。这也是道德问题。毕竟,我们才刚刚开始。在这个阶段,企业家仍然是第一个追求利润的人,他们在企业社会责任和关心员工方面处于第二位。所以我们必须上诉。此外,许多公司不付加班费。对于加班,中国法律规定一周内加班的最高数额。加班费是平时的两倍。有些国家是三倍大,所以我们比较低。许多企业不会支付两倍的加班工资,甚至原本的加班工资也不支付,加班是无偿劳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罗利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方法揭示了工人自发同意的产生。北京新闻:那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防止中国的过度工作呢?杨鹤庆:如果你想改变,你必须成熟市场,逐步发展社会。发达国家也慢慢来了。企业是由市场决定的,但目前的市场还不是很道德和成熟,缺乏法律规范,竞争的残酷性落在员工身上。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的研究也不够。我们的国家仍然想富强,这正在上升。这可以传递给基层组织,如果他们不努力工作,可能会被淘汰。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与挪威、加拿大和中东国家不同,中国可以享受相对悠闲的生活和高标准的生活。我国许多企业管理方法还比较落后,人力资源质量不高。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劳动关系的变化,集中于制度资源的重大事件,是依靠较长期的劳动。但不是无限制的加班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突破临界点后,总收益为负。就加班工资而言,从经济上讲,加班时间越长,工资涨得越快,人力成本涨得越快,由加班创造的价值的边际效益下降得越快,最后就会达到盈亏点。此外,社会的盈亏点高于企业的盈亏点。在这两个盈亏点之间,企业赚钱,但是社会却赔钱。因为企业将一些成本转嫁给社会,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员工健康等。北京新闻:还有什么其他变量会影响这两个盈亏平衡点?杨鹤庆:这是我们想学习的秘密。把握好这个盈亏点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上讲,在当前中国,有限的加班是我们的命运,通过有限的加班来弥补我国其他资源的短缺。在完善了这一平衡点之后,我将在杂志上发表我的研究。我不能确切地说出收支平衡点在哪里。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工作过度了,你的公司和社会在全体会议上都在赔钱。贫富两极分化与过度工作之间有联系吗?《新北京新闻》:在“超负荷工作的时代”有一点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在延长工作时间,这可能与全球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有关。作者还发现,收入越不平等,工作时间越长。你同意这个说法吗?杨鹤庆: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相比,欧洲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在欧洲,雇主不能严重违反法律,否则会被罚款和毁坏。这可能与新兴国家的经济竞争有关。世界已经改变,新兴国家发展迅速。许多发达国家仍然需要创新和提升科技产业,以保持高产业链的地位,这也将传递到社会下层,也许加班将相对增加。北京新闻:你认为贫富两极分化和过度工作之间有联系吗?在过度工作的时代,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地方,加班时间越长,这两个变量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杨鹤庆:也许有些关系,但是要视情况而定。虽然日本是一个“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是一个阶级,“不平等”是一个差距。然而,在发达国家,其基尼系数仍然很低。只有0.22左右。我们都快到0.5了。日本的阶级差距不大,但仍然过劳。因此,这是由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过度工作的负面例子。这可能与东亚文化有关。但是,我们能否理解,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底层人民的收入正在减少,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杨鹤庆:你说得很对。他们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赚钱。上流社会的情况不一定如此。老的加班工人也加班,不加班的老工人也放松了。他们养成了习惯。因此,很难说阶级差距直接导致加班,但是阶级差距导致下层阶级加班。北京新闻:如果福利增加,超负荷工作会减少吗?杨鹤庆:没有。因为人们还有更高的追求,可能被迫少工作,这需要研究。我必须付100元才能辞职。这是可能的,但要看人而定。我认为许多年轻人仍然有能力追求更多的收入。他们必须多次失败才能降低目标。如今,社会心理非常紧张,人们对金钱的态度也不太平和。北欧人很休闲,因为他们不怎么想赚钱。北京新闻:也许是因为北欧国家的福利很好?杨鹤庆:他们不在乎赚钱,但我们都在竞争。现在的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学习比才华好。至于福利制度与加班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做一些研究来得出结论。在“离线右”后面?公私文化?北京新闻:信息革命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例如,电子邮件和微信令可以随时工作。法国有一部“离线权利”法律。下班后你不能回复你的工作邮件。你认为这项法律如何防止工作过度?杨鹤庆:2004年,我参观了一所英国大学。晚上我和他们的管理学院院长喝了啤酒。我问他,作为总统,如果你突然想起一件紧急的事情,你必须通知每个人,你会怎么做?他对这个问题感到震惊,因为他只是根据他们的法律加班。打个电话,先告诉下属,我有“业务”要跟你商量,并说明这是加班,愿意加班是自愿的,如果愿意,还有加班费。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意识。这种意识最初是一种公私分明的文化,后来形成了法律,经过长期的执法,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所以双方都很默契。许多社交媒体在2004年并不存在。他们有这样的文化,现在拥有“离线权利”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新闻:文化产业需要休闲时间来消费,那么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减少劳动时间来发展吗?杨鹤庆:这是个有趣的想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理论上,文化产业需要时间来消费,而过度工作也限制了这种消费。虽然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是为了减少过度劳动,但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精神需求的追求本身都可能产生这样的衍生效应。休闲的作者:文化的基础:Joseph Piper,译者:刘森耀:版本:三汇书刊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休闲哲学思考。闲暇不等于懒惰,也不等于工作的结束。这是另一类具有人类意义的作品。北京新闻:您对中国预防加班的前景乐观吗?杨鹤庆:目前,情况并不乐观。首先,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引导社会,包括政府、雇主和雇员,以平衡的方式看待工作和生活。其次,我希望媒体能报道更多超负荷死亡的案例,并给予公众一些警告。毕竟,每个人都想过健康长寿的生活。第三,这取决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我们仍然希望尽快成为一个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国家的期望值很高,这也将把压力传递给下级组织。这个国家不可能调整这种期望。作者:徐月东,《北京新闻》记者,主编:张迪